陆羽《茶经》中的茶事美学

作者：方国武（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宋陈师道《茶经序》记：“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唐代陆羽《茶经》三卷十章，不仅建构了完整的中国茶文化知识体系，而且艺术化地呈现出茶在古人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形态和文化内涵，为中国茶事美学体系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

《茶经》将全幅茶事活动雅化为审美体验。从制茶器物开始，“采之”有籯，“蒸之”有灶、甑、箪（箄）、釜，“捣之”有杵臼，“拍之”有规、檐，“焙之”有芘莉、棨、扑、贯、棚，“穿之”有穿，“封之”有育，这些茶器规律性地奏响了制茶的节奏和旋律。煮茶器皿之“风炉”将人体与自然五行关联，“一足云‘坎上巽下离于中’；一足云‘体均五行去百疾’”，深度契合天人合一之道。饮茶之器体现出地域及色彩的审美选择，“碗，越州上……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越州和岳州瓷为青色，与茶汤色相得益彰，为茶饮增添视觉美感。

茶器乃茶“九难”之一，“一曰造，二曰别，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日末，八曰煮，九曰饮。”《茶经》对其他事类的精致化要求，体现出茶艺审美品评之趣。煮茶用水以“挹彼清流”的山林活水为至上，“其水，用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清冽甘活的山水随物赋形地呈现灵动之美，以此煮茶极大提升了茶的审美品位，寄寓文人对纯净心性的追求。江水、井水为世俗所用，品位逊之。点茶时泛起的汤花，形成枣花、浮萍、浮云等物象，给人美的享受。“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渭，又如菊英堕于樽俎之中。”点茶之妙在分茶的时机把握，才能让汤花在短时间幻化瑰丽多变的胜景。“凡煮水一升，酌分五碗，乘热连饮之，以重浊凝其下，精英浮其上。”而且分茶时“不宜广，广则其味黯澹”，又形成“茶性俭”的品茶美学思想。

《茶经》对茶事场域也提出诗意化的审美要求。茶生于山间林谷，茶事活动也要回到山间林谷，烤茶中的青竹修林诸种莫不如是，“彼竹之筱，津润于火，假其香洁以益茶味，恐非林谷间莫之致。”皮日休《茶灶》以诗录之，“南山茶事动，灶起岩根傍。水煮石发气，薪然杉脂香。”煮茶更要以松石为席，以自然为器。“其煮器，若松间石上可坐，则具列废……若瞰泉临涧，则水方、涤方、漉水囊废。”茶事活动便从狭小逼仄之地延伸至“野寺山园”“松间石上”的天地之间，人在临水观泉间，与茶与山与水融为一体，实现不为物役的自然境界。《茶经》更筑造出茶事生活诸景，如泉水、奇石、竹林、松间等，清幽秀美的品茗环境调动起审美主体的情感体验，茶事也在江山之助中从日常生活之事走向审美自得之境。

《茶经》赋予茶事活动以文化层面的审美精神。从唐代三教合流的精神文化谱系而言，茶自有儒家人格映照、道家生命旨趣与佛家禅悟之径等象征意义，投射出中国文人多重审美旨趣。《茶经》在儒家比德观影响下，将茶的实用属性和道德品格关联，故而有“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精行”是人之行为实践的专一纯粹，“俭德”强调人之行为方式的规范节制，这是儒家伦理型审美人格的具体内容，即孔子“温良恭俭让”和“克己复礼”的德行体系，君子对内要“讷于言而敏于行”，对外要“节用而爱人”。故而茶器要惜用，茶汤要惜饮。如此一来，茶与梅兰竹菊四君子一道，被赋予特定的道德人格意义，并且成为一种“精行俭德”的审美文化意象。

茶事活动也要合乎道家道法自然、观物取时的思想妙旨。道家以自然为上，《茶经》中采茶便以自然野生为尚，体现自然为美的道家审美向度。“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而且采茶的最佳合时之际为“二月、三月、四月之间”，更要待其“长四五寸，若薇蕨始抽，凌露采焉”，有违天时便会有害身体，“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疾。”《茶经》对煮茶火候的把握，饮茶器皿的选择，都可体现茶事对自然之道的遵奉。《茶经》还将饮茶视为鸟兽人和谐共处的自然生命活动，茶不仅与浆、酒并列，更有“荡昏寐”功效。“此三者俱生于天地间，饮啄以活，饮之时义远矣哉！至若救渴，饮之以浆；蠲忧忿，饮之以酒；荡昏寐，饮之以茶。”“饮啄以活”实践了《庄子·养生主》“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之饮啄自在、放旷逍遥的审美愉悦与生命境界。

《茶经》之茶更与佛禅境界密切相关。“山桑、儒师二坞”“圈岭善权寺”“天竺、灵隐二寺”“马鞍山至德寺”等佛禅之地乃最佳茶产区，“武康小山寺释法瑶”“八公山昙济”更是茶道高人。煮茶过滤的“漉水囊”，乃僧人饮水前过滤水中生物所用。陆羽自言“始其家，惸露，育于竟陵太师积公之禅院。自幼学属文，积公示以佛书，出世之业”，既与“名僧高士”交往，又“常扁舟往山寺”诵读佛经。幼时佛寺生活成为其《茶经》写作的源泉，久之佛经也随《茶经》渗透入茶饮。因“茶性俭”，更须以佛教清净之心品之；“俭德”主张简朴平淡，恰如佛家惜福节俭之静守。诗僧皎然与陆羽相交密切，其《与陆处士羽饮茶》道出茶禅真意：“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皇甫曾《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亦有茶禅之境：“千峰待逋客，香茗复丛生。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幽期山寺远，野饭石泉清。寂寂燃灯夜，相思一罄声。”此时“茶禅一味”业已完成清幽空灵化的审美融成。

《茶经》在历史文本钩沉中寄寓茶事活动以审美理想。茶在历代文学文本中被反复确认，形成文人写茶的书写谱系，如刘琨、张载、傅咸、鲍照及其妹鲍令晖等。《茶经》引西晋杜育《荈赋》：“灵山惟岳，奇产所钟。瞻彼卷阿，实日夕阳。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成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全赋记录茶之生长到饮用的全过程，“焕如积雪，晔若春敷”成为饮茶绝佳审美意象，从赏心悦目到悦志悦神，实现饮茶审美化。《茶经》又引左思《娇女诗》：“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有姊字蕙芳，眉目粲如画……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茶事活动成为少女童年游戏，充满天真活泼的人间童趣和生活情趣。

《茶经》还引晋代张孟阳《登成都楼诗》、南朝王微《杂诗》及鲍照之妹鲍令晖《香茗赋》等茶诗，再度促成茶事活动的文学意象化表达。此外，《茶经》还出现诸多茶相关志人志怪故事，如《世说新语》任瞻饮茶，《搜神记》夏侯恺鬼魂喝茶、《续搜神记》秦精采茶及南朝刘敬叔《异苑》陈务妻古墓敬茶等，这些奇幻生动的小说故事，表现出文人对人生理想的憧憬，且为茶事活动的文学意象化进程增添了奇诡的想象力和奇幻的虚构性，成为审美理想承载的文本形态。由此，茶事文学书写成为一种兼具诗意和哲思的审美文化现象。当茶事被注入审美文化内涵，将进一步以诗文书画戏的艺术形式表现深邃广阔的思想内涵，并且从日常生活物品升华为文人审美生活的文化符号，呈现更为丰富隽永的生命韵味和审美理想。

纵观《茶经》中种茶、采茶、煮茶、茶器、茶艺、茶俗等茶事活动的韵致化书写，无一不寄寓陆羽性俭恬淡的人生智慧和高雅清幽的审美理想，茶已通过审美主体之眼耳鼻舌身意等全维感知，如同茶汤入喉般地融润于饮茶人的生命肌理和精神世界，并在饮茶的审美体验中生就脱尘超绝的生命境界。当下人类进入一个以物欲为中心的消费时代，生活紧张，思想禁锢，想象匮乏，审美贫困问题加剧，精神隐疾频发。茶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山珍至宝，更是中华民族呈现生态自然之美、生命主体之美、人间价值之美的物质和文化载体，正好为人类现代性症候开出一剂解暑良方，纠偏过度感官刺激化和商业浮靡化的审美失范，从而重塑人的审美心灵，以审美的方式发现生活日常的优美和崇高，从而实现以茶弘道的精神气象。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23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